山水画家周尊圣这些天有点烦。前段时间，他意外得知，某画家正展出的作品与他几年前的创作内容近乎一致。“美术圈里，临摹画家三五张画，签上自己的名字也很普遍，但像这样全盘搬抄，公然在各地巡展的情况很少见。多年苦心经营创作的题材被别人掏空了，再不站出来，过三五年，可能我就成抄袭者了。”周尊圣说。

　　其实，不仅美术圈，近两年，闹上法庭的知识产权官司屡见不鲜，有的判决结果甚至成为该领域的标杆。在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也呈现新的特点，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数字创意，重塑文化”便一语点题。数字时代，如何确保创意产业从业者和艺术家的作品得到合理回报，使他们保有持续创作的热情，这也成为法律界人士和文艺家维权组织共同面对的难题。

　　李鬼频现，文艺圈维权形势严峻

　　对摄影家刘英毅来说，在胶片时代，侵权是他不怎么关心的事。“摄影作品都是底片，互相之间用挂号信邮寄，用完还回去，复制、传播的难度大。进入数码时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的作品就在网络、微信圈里流行了，简直防不胜防。”刘英毅说，他在北京市交管局当干警期间，拍了30多年北京交通变迁的照片，现在有媒体制作改革开放等题材的专题片时还会用到他的图片，不过既没署名，又没有稿费。

　　“民间工艺面临的情况往往是，只要你得奖了、出书了，创作的果实就是公众的，马上就有人复制，对我们的创作积极性打击很大，导致作品价值应用周期很短。身边有朋友打官司的，诉讼费很贵，最后也就赔了几千块钱。”提及被侵权，工艺美术家沈锦丽很无奈。

　　文艺圈侵权形势有多严峻？2012年，中国文联通过一份面向全国文艺家协会会员的调查问卷发现，各门类的文艺工作者曾遭受侵权的平均比例在50%以上，个别门类甚至高达70%。侵权行为发生后，文艺家依法维权的意愿与能力明显不足，有一半多的人不采取任何措施，有的采用协商调解的方式，诉讼所占比例较小。

　　取证难，回报低，

　　律师不爱打著作权官司

　　对文艺工作者个体来说，遭遇侵权事件，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需要很大的决心，而下定决心后，能不能找到一位尽职尽责的律师来打官司便成为下一个未知。殊不知，在形形色色的官司里，律师打著作权官司也是需要下定一番决心的。

　　“在各种法律条文中，《著作权法》被称为‘鬼学’，理论深度大，法规中类似‘思想表达’‘实质性相似’等字眼因为没有具体衡量标准很难把握。文字还好一点，对照片、民间文艺作品的侵权很难判定。”曾参与琼瑶诉于正案和《芈月传》版权纠纷的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朱玉子表示。

　　“侵权受损大，判决赔偿低，收费和成本不对称，致使一些律师不愿接著作权官司，也间接助长了侵权行为的泛滥。”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杨华权说，“打侵权官司，律师还要了解这门艺术的发展情况，如涉及舞蹈的，可能就要翻阅大量的舞蹈学著作，了解其中的专业术语，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

　　正因为此，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普及法律常识，将侵权概率降到最低也成为中国文联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文联副主席李前光介绍，中国文联自成立权益保护部门以来，除了通过多种媒体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重视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引作用，还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讲座、印发宣传册等方式，加强对文艺界的宣传培训力度，提高文艺界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

　　多条腿走路，

　　保护文艺工作者劳动成果

　　听说不少律师不爱打著作权官司，周尊圣的烦恼顿时又放大一倍，“律师都有这么多困难，我们文艺家就是个个体，怎么跟强大的侵权单位谈判？”

　　侵权行为发生时，艺术家个人能做什么？曾当了7年法官现在转行做律师的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刚建议，在赔偿和举证问题上，艺术家需要固定和强化证据才能得到法官支持。互联网条件下，传播速度快，对恶意、重复、明显的侵权行为，受害人可申请诉前禁令，固化对方侵权的证据。

　　“立法是个漫长过程，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迟迟未出台，在法律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尝试通过民间调节机构解决纠纷，双方能达成共赢最好。”杨华权说。作为中国文联艺术家维权律师团中的一员，杨华权曾经多次到地方文联进行普法宣传讲座。他建议发展地方文艺维权法律志愿服务团队，构建面向全国的权益保护服务网络；对维权困难的偏远地区，可以和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对重灾区互联网，可以通过开发维权APP、开辟维权咨询专栏等为文艺家维权提供多种渠道，通过专人接洽，将艺术家反映的问题经过分类后交给擅长此类问题的律师解答，提高维权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