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反垄断在中国须常态化、长期化

　　刘 戈

　　国家发改委日前突然宣布，因合谋操纵液晶面板价格，对三星、LG等六家生产企业处罚3.53亿元。这是一次“人赃俱获”的惩罚，发改委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然而由于罚款数额是按照《价格法》而非《反垄断法》制定的，其中的罚款数额总计仅1.44亿，和六家企业液晶面板巨大的营业额相比，如同九牛一毛。这显然符合政府部门对于企业违规犯法一贯的态度———总是高高举起鞭子，轻轻放下。

　　不过，和那些如挠痒般或有头无尾的反垄断惩罚相比，这次惩罚的力度已经显得非常大了。以电信领域为例，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宣布正在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展开调查，曾经引得满堂叫好，舆论将此称作“反垄断第一案”，因为这是自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有关职能部门第一次依法对“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国企展开反垄断调查。但后来此事杳无音讯，从相关部门的表态来看，外界传闻的重罚已经不再可能。

　　还应该看到，这次受罚的六家外资企业占据产业链上游，他们串通价格的行为危害的是整个下游企业，而这些下游企业主要是国内规模较大和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正是因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不停举证，才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并公开处罚。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受伤害者是普通消费者或者中小微企业，而上游供货商是强势企业，结果会怎样？总体来看，《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至少是不狠打老虎的事实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外企手下留情也是合乎惯例的做法。

　　与此相比，在反垄断浪潮的发源地美国，实施反垄断法规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限制大企业滥用垄断行为。例如诱发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孚石油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强行收购小企业。这部1890年签署通过的法律虽然粗糙，却非常严厉地定义了垄断行为：“任何契约的联合、共谋，用来限制贸易或商业都是非法的；任何人垄断或者企图垄断都是严重的犯罪”，美国历史上有不少超级大企业(如美孚、微软等)因此被重罚甚至肢解。值得注意的是，美孚、微软等超级大企业在受反垄断调查或制裁后，这些企业并未因此沉沦，相关行业反而从此充满活力，实现了整体进步。

　　另外，从《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常见对企业间价格串通行为，也就是对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进行惩罚，而鲜有对更为普遍的“经营者滥用垄断地位”以及“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垄断现象惩罚的案例。

　　例如，国有电力公司、能源公司、通信公司等垄断行业兴办所谓“三产”企业，成为自己主业的设备供应商或服务商。这些寄生公司在垄断公司的支持下稳赚不赔，如一些地方的电力公司成立关联公司，企业如果新建或扩容变压器必须交给这些公司承建。假如企业自行找其他公司承建，那么验收这道关就很难通过。类似的垄断行为非常普遍，却很少有反垄断部门进行过处罚。

　　如果相关部门没有对大企业垄断行为日常化的监管和惩罚，而习惯于偶尔的小惩戒，那么即使遇到确凿证据的案例，也只能依照惯例意思一下罢了。要真正提高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水平，就要借鉴欧美市场的做法，把反垄断常态化、长期化。▲(作者是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