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管理是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技术，包含在“第一生产力”的范畴之内。管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二重性：有属于生产力的部分，也有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由于认识上把管理排斥在第一生产力之外，导致了忽视管理的作用，不注意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引进相应的先进管理方法。 管理是什么性质？它跟科学技术是什么关系？它究竟属于上层建筑，属于生产关系，还是属于生产力？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把管理排斥在生产力之外，认为它仅仅是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有的人看到了管理在现代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但又把它排斥在科学技术之外，认为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那么，管理就只能退居“第二生产力”了。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管理包含在“第一生产力”之内 把管理排斥在生产力之外，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７页）马克思所讲的“指挥”就是管理，他认为，管理“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３１页）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把管理看成是“一种生产劳动”，它的功能与乐队的指挥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把乐队的指挥劳动排斥在音乐劳动之外，而我们的传统观念却常常把管理排斥在生产劳动之外。至今，不是仍有人习惯地把管理人员一律称之为“脱产干部”或“非生产人员”吗？ 把管理排斥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外，也是不符合现代生产力的实际内涵的。邓小平同志肯定“生产管理是科学”，（《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５１页）有的同志认为，这里所说的“科学”显然指的是社会科学，而邓小平同志在大多数场合所说的“科学”，却不包括社会科学，只是指自然科学。 真是这样吗？不对，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科学和教育这两个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就明确地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８页）有的同志又认为，邓小平同志单独使用“科学”概念时可以包括社会科学，而当他把“科学”和“技术”连用时，却只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因为不存在什么社会技术。这又不对了，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们“欢迎国外先进技术”时，接着就肯定“管理也是一种技术”。（《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６５页）看来，答案已经很清楚了，管理是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技术，它同样包含在“第一生产力”的范畴之内。 说到这里，还仅仅涉及对“管理”和“科学技术”这两个概念外延和内涵的界定，要有力地证明管理也是第一生产力，还得进一步对管理在现代生产力内部的作用方式和功能进行剖析。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三个物质要素是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作为现代生产力，自然科学技术大量地强烈地渗透到这三个要素中，对三者的作用起乘数效应。但是，上述三个要素如果相互隔绝，孤立地存在着，并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只有把三者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才能进行实际的生产活动。实现这种结合，靠的就是管理。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低，管理就越简单。在个体手工生产时，管理因素在生产力中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当发展到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时，广泛的复杂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使得管理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管理正是通过使生产力的上述三个物质要素优化结合而起乘数效应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管理两者在生产力内部起作用的方式虽有不同，但其起乘数的效应却相同，它们同样处于第一生产力的地位。 再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考察。技术创新是一个包括市场调查、研究和开发、中试、工程设计、规模生产、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全过程，其中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的创新，又包括管理的创新。如果没有市场信息、科研、质量、成本、劳动组织、产品营销等方面管理的创新，任何技术创新的过程都不可能顺利完成。拿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说，在发达国家都已达到５０％左右，而在我国，却还不到３０％，说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其所以薄弱，不仅仅在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力量还算是较强的），而且更在于管理（从广义来说，体制因素也可以包括在管理因素内）的落后，导致许多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还有一点可作佐证的，那就是国际上通常采取的一种计算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方法———在总的经济增长中把由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所引起的经济增长部分排除掉，余下的都算在技术进步因素的贡献名下。可见，技术进步因素的贡献中，就包含管理改进因素的贡献在内。 如何理解管理二重性 管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在性质上终究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管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９页）他把资本主义的管理区分为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两种职能，在说明指挥劳动对于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后，接着指出：“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３１页） 列宁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管理有二重性的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美国的泰罗制的评论上。列宁从１９１３年开始到１９２２年止，曾多次对泰罗制进行评论。他的评论贯穿着资本主义的管理有二重性的思想，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重点却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前，侧重于泰罗制的否定方面；十月革命后，则更多地强调其肯定的方面，这是同党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变化有关系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列宁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３７页）因此，既要揭露它作为“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在同一个工作日内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的实质（《列宁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９４页）又“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于我国的条件。” 从马克思、列宁的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管理性质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在肯定“管理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要注意到它不是在全称判断的意义上使用的。其实，不仅是管理，就是自然科学技术，也不能说百分之一百都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一种知识形态，它必须通过技术的中介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其中有些基础科学，例如纯数学，陈景润先生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求证，对于提高人们的科学思维能力确有好处，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存在把这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但是，自然科学技术终究与管理不同，它没有上述的二重性。管理正因为有这种二重性，它就不仅有属于生产力的部分，而且有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需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 全面理解管理的职能 管理有各种门类，其性质就有所不同。例如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显然属于上层建筑。就是生产企业的管理，也不全都是生产力。马克思所说的管理的指挥劳动职能，它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８页）应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他所说的管理的监督劳动职能，则是由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产生的，应归之于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范畴。前者没有阶级性，而后者就有阶级性。马克思讲的尽管是阶级社会，但其基本观点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多了，不占统治地位了，管理的职能主要是指挥劳动，它的生产力性质就更明显和突出了。当然，由于私有的存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存在和人们在劳动态度上明显差异的存在等，不能说管理的监督劳动职能已完全消失了。即使是生产企业的管理，仍然带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成分。 弄清楚管理是否具有第一生产力的性质，决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之争，由于认识上把管理排斥在第一生产力之外，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应该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管理的重视程度比过去确有明显的提高，但是，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来说，还很不够，人们在强调和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而忽视管理的方面。不少企业宁肯花大钱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却不肯花比这少得多的钱引进相应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这种重硬件轻软件的观念及其举措，使得引进的先进技术装备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这是非常可惜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时，经常把它与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相提并论，并认为管理与自然科学技术一样，“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这里所说的“先进的管理”，显然是把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监督劳动职能排除在外的，指的是指挥劳动职能，因而就没有阶级性。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为我们放开手脚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扫除了思想障碍，是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６０２１０№Ｆ〕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管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９页）他把资本主义的管理区分为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两种职能，在说明指挥劳动对于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后，接着指出：“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３１页） 列宁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管理有二重性的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美国的泰罗制的评论上。列宁从１９１３年开始到１９２２年止，曾多次对泰罗制进行评论。他的评论贯穿着资本主义的管理有二重性的思想，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重点却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前，侧重于泰罗制的否定方面；十月革命后，则更多地强调其肯定的方面，这是同党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变化有关系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列宁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３７页）因此，既要揭露它作为“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在同一个工作日内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的实质（《列宁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９４页）又“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于我国的条件。” 从马克思、列宁的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管理性质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在肯定“管理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要注意到它不是在全称判断的意义上使用的。其实，不仅是管理，就是自然科学技术，也不能说百分之一百都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一种知识形态，它必须通过技术的中介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其中有些基础科学，例如纯数学，陈景润先生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求证，对于提高人们的科学思维能力确有好处，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存在把这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但是，自然科学技术终究与管理不同，它没有上述的二重性。管理正因为有这种二重性，它就不仅有属于生产力的部分，而且有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需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 全面理解管理的职能 管理有各种门类，其性质就有所不同。例如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显然属于上层建筑。就是生产企业的管理，也不全都是生产力。马克思所说的管理的指挥劳动职能，它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８页）应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他所说的管理的监督劳动职能，则是由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产生的，应归之于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范畴。前者没有阶级性，而后者就有阶级性。马克思讲的尽管是阶级社会，但其基本观点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多了，不占统治地位了，管理的职能主要是指挥劳动，它的生产力性质就更明显和突出了。当然，由于私有的存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存在和人们在劳动态度上明显差异的存在等，不能说管理的监督劳动职能已完全消失了。即使是生产企业的管理，仍然带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成分。 弄清楚管理是否具有第一生产力的性质，决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之争，由于认识上把管理排斥在第一生产力之外，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应该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管理的重视程度比过去确有明显的提高，但是，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来说，还很不够，人们在强调和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而忽视管理的方面。不少企业宁肯花大钱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却不肯花比这少得多的钱引进相应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这种重硬件轻软件的观念及其举措，使得引进的先进技术装备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这是非常可惜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时，经常把它与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相提并论，并认为管理与自然科学技术一样，“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这里所说的“先进的管理”，显然是把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监督劳动职能排除在外的，指的是指挥劳动职能，因而就没有阶级性。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为我们放开手脚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扫除了思想障碍，是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