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１５年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现‘九五’和２０１０年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一个根本性转变是指生产关系的改革，是改革战略，可以叫作“体制转轨”；第二个根本性转变是指生产力发展途径、方式的重大调整，是发展战略，也可以叫作“增长转型”。“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同步推进，改革与发展相辅相成，是实现新时期伟大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首先，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是由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所决定的。建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它对恢复国民经济与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它逐步暴露出其低效率的弊端，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为起点，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但是，由于双重体制长期并存、摩擦，体制转轨迄今尚未完全到位，造成政企不分、投资软约束、宏观调控薄弱、通货膨胀和财政困难等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既影响改革本身的顺利进行，又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体制转轨”。 从生产力发展方面看，实现“增长转型”，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粗放型与集约型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后者主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合理构成来实现经济增长。建国以来，我国主要采取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过去“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开始进入新的工业化阶段，它要求在保持一定数量资本投入的情况下，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在物质技术基础有较大改进的同时，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采取低消耗、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１７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９．８％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开始具有一些新的特征，但从总体来看，这种高速增长，仍未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这是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资金周转缓慢、资源浪费严重、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低下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多，经济规模的扩大，市场和资源约束日益加剧，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其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计划经济体制助长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的风险促使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少量的资源投入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益，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法则。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也有了可能。 第三，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大势所趋。“增长转型”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市场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特别是以“复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我国经济运行将日益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格局。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竞争空前激烈，企业乃至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已经不仅是商品数量和价格的竞争，更体现在商品技术含量、品种、质量和效益的较量。我国要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过去单纯依靠数量扩张和低价销售占领国际市场的做法，逐步转向数量扩张与提高质量效益并重，特别是以质量效益取胜，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体制转轨”是实现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有效衔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ＡＩ） 第四，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搞好国有经济，巩固公有制，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但国有经济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提供者。近几年来，国有经济的组成单位———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经营机制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机制落后，经营粗放，不仅影响其自身活力，而且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是现行经济增长方式中保留传统体制色彩最浓厚的部分。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政府机构改革问题，以及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生产技术设备陈旧老化，企业富余人员多和办社会负担过重，国有经济结构不合理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只有搞好国有企业， 壮大国有经济，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并由此扩大税基，增加国民收入，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在未来１５年里，“体制转轨”和“增长转型”双重转变并进，两个转变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体制转轨”是“增长转型”的动力和保障，“增长转型”将巩固“体制转轨”的成果，并且是检验其成效的重要标准。实行两个转变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未来１５年特别是“九五”时期，一切经济工作都要围绕这两个根本性转变进行，都要有利于实现这两个根本性转变。 二、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企业经营机制、技术进步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建议》在第二条指导方针中明确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多方面条件、手段和途径，最根本的是依靠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体制转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企业经营机制、技术进步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有利于“增长转型”的新的企业经营机制。 企业是实现两个转变的主体。只有企业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才会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企业只有超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搞好企业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建立起法人财产制度、有限责任制度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重新构造企业与政府、与银行、与职工的关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必然会努力转换经营机制，自觉实现由粗放式生产经营向集约化生产经营的转变，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就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建议》指出，“九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应围绕建立新的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首先，在推动企业“转机建制”过程中，必须全面理解和贯彻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方面有机统一的科学内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使我国在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其次，按照“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原则，加速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要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特别是１０００户优势企业和企业集团。抓住这个“关键的少数”，就抓住了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大头。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实现，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主要依靠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有了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就能有效地带动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健康发展，对危困企业的调整余地就大了”。同时，要加快国有中小型企业的改革，对国有小型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有的可由集体和个人承包或租赁经营，有的可竞价拍卖给集体或个人，有的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中一部分可以形成为大企业配套服务的企业群体。让那些长期扭亏无望的企业走兼并破产的路子。 第三，继续坚持“三改一加强”即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的方针，把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换生产增长方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四，进一步深入试点，突破重点、难点问题。近期实践证明，凡是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搞得好的企业，经营机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换，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因此，要积极推进试点，在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摸索出一条搞好国有企业的新路子。 新的企业经营机制一旦形成，在来自所有者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就会自觉地把生产经营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移到依靠结构调整、科学管理和灵活经营上来。也就是说，确立了“增长转型”的微观体制基础，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大有希望。 （二）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尽快形成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正确处理上新项目与利用现有基础的关系。李鹏总理在《建议》说明中提出：“现在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充分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挖掘潜力上来。”技术改造与新建项目相比有四大优势：一是投资省、见效快、效益高。据有关分析表明：从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１０年间，我国技改投入１元，产出２元，创利税４—６角，投资只相当于同样规模的基本建设的４０％，而产出利税比新建要高一倍，建设周期要短一半。二是技术改造对通货膨胀的拉动作用明显低于新建。有关研究显示，新建投资中大约有４０％转化为消费基金，而技术改造投资中只有２０％转化为消费基金。同时技术改造引发的净需求与新建投资相比小得多，且能更快地增加有效供给。三是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有利于调整国有资产存量，充分发挥现有资产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有利于老工业基地焕发活力。四是技术改造有利于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降低消耗，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能够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提高生产能力的，就不要再铺新摊子。“九五”计划要较大幅度地提高技术改造投资比重，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和技术改造贷款占银行新增贷款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并且把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同现有企业的物资技术条件与人才管理优势结合起来，加快工艺设备更新和产品换代，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加大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力度，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其次，通过深化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体。为此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创造条件使投资主体从以政府为主向以企业为主转变，使企业对项目的规划、筹资、建设实施直至生产经营、归还贷款和债券本息以及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二是管理方式要从政府审批项目为主向政策引导为主转变，政府对技术进步的管理工作主要是制定产业政策、经济技术政策、技术装备政策，培育和发展有关的服务体系和生产要素市场；三是在政府管理覆盖面方面，要从单纯的国有企业管理，向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全社会管理转变。通过深化改革，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使企业在技术改造、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成果转化、质量管理等工作中真正做到“自主决策、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自求发展”。 第三，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大中型骨干企业在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建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地，促进企业技术进步项目尽早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切实避免产业化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努力形成高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要继续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切实组织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建立健全企业技术进步体系，增强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创新机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要切实抓好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激励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同时全面提高企业职工科学文化素质，加速培养和造就一批跨世纪的技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 第四，加速形成一批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大公司、大集团，大幅度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的实现，乃至综合国力的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要依靠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当今世界科技开发力量越来越向大企业集团集聚，跨国公司都拥有庞大的开发机构和雄厚的技术力量，几乎垄断了世界科技的主要成果，成为这些重大公司迅速膨胀的主要因素。今后我国的技术进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企业、大集团的技术进步水平。因此，国家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大型企业，抓一批水平高的技术进步项目，集中有限资金，加大投资力度，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占有率，促进重点行业、企业上水平，扶持和培育一批强优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其在壮大国有经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结构升级方面的主导和带动作用。 （三）抓紧培育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搞好经济运行综合协调，形成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在宏观上创造一种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管理体制、宏观调控和政策环境上。 首先，从市场机制上，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价格机制。要充分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变化情况，建立健全重要商品的国内储备制度和市场风险基金制度，培育市场，引导消费，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同时增强国家对市场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 其次，从管理体制上，进一步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税、金融、外贸、投资等宏观管理体制，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进程，建立有利于新形势下经济运行的政府体制。按照五中全会精神，要把综合经济部门逐步调整和建设成为职能统一、具有权威的宏观调控部门，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同时，要把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经营性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把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职能与运营职能分开，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体系。这样，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有利于搞好国有资产存量的流动和重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 第三，从宏观调控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特别是在两个转变同时并进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摩擦增多。要把握好每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注重对经济运行的微调、小调，减少和避免大的调整和失误，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组织经济运行中，主要采取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从总量平衡出发，搞好生产与流通、内贸与外贸的衔接，协调好能源、原材料、运输、资金等方面的供求关系，并且要把经济运行的调控对象由主要是国有企业扩展到所有企业，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搞好每年的经济运行调控方案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完善由综合经济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参加的经济运行综合协调例会制度，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宏观监测、预测和调控。 第四，从政策环境上，国家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要一视同仁，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形成所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运行环境。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除了机制不活外，还承担了许多本应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职能，各种负担过重。政府应尽力创造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在税收、融资、服务等方面的一些不平等待遇要逐步解除。只有具备了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各类企业才能在全社会的平等竞争中分优劣，决胜负，得兴衰，才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上述三个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它们的逐步建立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对实现“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发挥重大作用。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５１１０９№Ａ〕“自主决策、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自求发展”。 第三，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大中型骨干企业在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建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地，促进企业技术进步项目尽早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切实避免产业化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努力形成高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要继续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切实组织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建立健全企业技术进步体系，增强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创新机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要切实抓好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激励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同时全面提高企业职工科学文化素质，加速培养和造就一批跨世纪的技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 第四，加速形成一批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大公司、大集团，大幅度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的实现，乃至综合国力的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要依靠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当今世界科技开发力量越来越向大企业集团集聚，跨国公司都拥有庞大的开发机构和雄厚的技术力量，几乎垄断了世界科技的主要成果，成为这些重大公司迅速膨胀的主要因素。今后我国的技术进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企业、大集团的技术进步水平。因此，国家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大型企业，抓一批水平高的技术进步项目，集中有限资金，加大投资力度，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占有率，促进重点行业、企业上水平，扶持和培育一批强优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其在壮大国有经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结构升级方面的主导和带动作用。 （三）抓紧培育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搞好经济运行综合协调，形成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在宏观上创造一种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管理体制、宏观调控和政策环境上。 首先，从市场机制上，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价格机制。要充分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变化情况，建立健全重要商品的国内储备制度和市场风险基金制度，培育市场，引导消费，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同时增强国家对市场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 其次，从管理体制上，进一步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税、金融、外贸、投资等宏观管理体制，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进程，建立有利于新形势下经济运行的政府体制。按照五中全会精神，要把综合经济部门逐步调整和建设成为职能统一、具有权威的宏观调控部门，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同时，要把政府的社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