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祖国 为了科学———追记“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附图片２张） 本报记者 李新彦 中国科学报记者 刘茂胜 宋德忠 １９９７年６月，烟波浩淼的太平洋。 一艘执行太平洋多金属结核调查任务的５０００吨级中国考察船，在夏威夷以东１０００海里外的海面上，宛如一片树叶，不时地被举上波峰又抛下浪谷。人们忍受着４０多摄氏度的高温，在摇晃的甲板上俯视大海，终于在指令时间指令位置欣喜地发现旋上水面的机器人。 人们从它的机舱里，取出那面伴随机器人到达大洋深处的五星红旗，向蓝天展示，请大海作证，令世界羡慕：中国６０００米水下自治机器人的试验应用成功，无异于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海洋卫星”。该项研究达到９０年代世界先进水平。 在这载入机器人发展史的重要时刻，人们念念不忘被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工程院院士、国家８６３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原所长蒋新松。１９位科技人员肃立甲板，把两个月前逝世的蒋新松的部分骨灰撒入太平洋，让这位酷爱大海的中华赤子，投入大海的怀抱，在大海中永生。 他用大海般的胆识，确定和实施我国机器人发展战略 机器人，是人造的机械设备，通过编入程序可以任意动作。根据用途，科学家把它制作成不同形状，可以在人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完成特殊任务。 ２０多年前，当时是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助理研究员的蒋新松敏锐地捕捉到各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研究的信息，已预见到机器人的应用将是一个国家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象征。１９７３年他与另两位同事正式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开展此项研究的建议。然而，在“四人帮”践踏科学的岁月，他只能默默积累知识，追踪国际发展动向，焦急地等待时机。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了。１９７７年，蒋新松参加中科院自然科学发展规划会，他主笔起草自动化学科发展规划，正是这次机遇为中国的机器人获取了出生证。 随后，他又来到南海舰队调研，他了解到，因海上救捞或开采石油，潜水员在水下工作时，潜到２０米以下很难看清目标，５０米以下的海洋则被永恒的黑暗所笼罩。海军战士告诉他，海底作业有时茫茫大海靠手摸，而且深水域作业极易造成人体伤害，潜水员有时水下呼吸所需费用，一分钟相当于一克黄金。 １９８０年，蒋新松提出：“结合中国国情，把研究特殊环境下工作的机器人作为中国机器人技术发展的突破口。”为解决我国海上石油开发、海洋调查、海洋工程以及国防的急需，他提出把“智能机器人在海洋中应用”作为中科院重点课题，并选“海人一号”水下机器人作为我国发展机器人的攻坚目标，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和院士李薰等６位著名老科学家的支持下终于列为院“六五”重大科技项目和国家“七五”海上石油攻关设备项目。 蒋新松作为“海人一号”水下机器人的总设计师，组织中科院、高校及有关部委几十个单位的多学科专家进行跨行业大协作，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仅用两年多就研制出样机，并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先后获首航和深潜成功。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海人一号”高度肯定：立题有战略预见，技术上达到８０年代同类产品的世界水平，对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具有很大现实意义，在我国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得到国家的赞许和肯定，“海人一号”原理样机获１９８９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蒋新松这时开始思考如何使机器人这种高技术转化为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他领导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以高起点的技术引进为基础，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消化、吸收、创新、提高”发展及建立我国海洋机器人产业的道路。“瑞康四号”中型机器人从１９８８年起一直在中国南海石油钻井平台被外国公司租用，已连续十余次中标，开创了中国近海石油勘探钻井中首次使用国产机器人的成功纪录。迄今为止，他们已生产８套中型水下机器人，其中３套销往美国。 １９９０年夏，一只日本轮船在中国领海被英国船撞沉。中国海军要求把沉船清除出中国领海，保险公司出价每天１０００多美元招标，希望派水下机器人潜海，１２天内探明沉船位置及地貌等情况，以便救捞。 （Ａ、Ｅ） “中国的‘Ｒ．Ｏ．Ｖ’（水下机器人）？能行吗？”外方人士将信将疑。 “这样吧，让它下去抓把土上来，看看海底是沙还是泥。” 中国的水下机器人慢慢潜入海底，不仅抓了土，并且，第一天就准确测定了沉船方位；第二天探测出船蚀程度；第三天摸清了地貌、圆满完成探查任务。“很好，中国的Ｒ．Ｏ．Ｖ！”英国人由衷地佩服和惊奇。 水下有缆机器人，靠身后的电缆接受各种行动指令，像缰绳拴着的马。而无缆机器人更加智能化，像没有缰绳的马，如果控制系统失灵，在水下几千米的地方傻跑一气，后果不言而喻，国外就有不少跑失的记录。 蒋新松和同事们在开展水下有缆１００米和３００米机器人，无缆１０００米的机器人研究时，还把目光盯住更深的海域。 几年前，蒋新松率团访问俄罗斯与俄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回国后他四处奔波，向国家科委立下军令状，终于研制成功水下６０００米自治机器人，这一重要成果使我国水下机器人水平上了两个台阶，具有全球除海沟以外９７％面积的海域详细探测能力，居当前世界最高水平。 １９９８年，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评比“１９９７年十大科技进展”，６０００米水下机器人榜上有名。 ６０００米水下机器人是８６３计划的重中之重项目。继１９９５年大洋试验成功之后，经过了改进，于１９９７年５月再一次赴太平洋，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科学试验和用于资源普查，其成功意义重大。 在夏威夷以东１０００海里处有块深水海域，联合国划给中国一块１５万平方公里的“地块”，由中国自行普查其中的资源，可以留下一半富含稀有矿藏的地域作为中国保留区，另一半还给联合国。为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块好基业，水下机器人就是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给国家的决策提供最权威的矿产分布信息，它拍摄的录像和照片是十分重要的决策依据。 人们把６０００米水下机器人试验应用成功，看作是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海洋卫星”。这是因为，水下机器人在约６０００米的深海，指甲盖大的面积要承受６吨重的压力；除此之外，其导航定位，受海水和海流的影响，水下机器人比空中飞行体更难指挥和定位；海水对材料的腐蚀力相当强，而价值几千万元的机器人，要健康长寿必须采用抗腐蚀的特殊材料；空中卫星能采用太阳能电池供电，而水下机器人只能自带“干粮”。 作为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蒋新松以战略家的眼光追踪国际前沿课题，在水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工程应用及产业化方面获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从无到有，为我国建立起了一支高水平的水下机器人研制队伍；建成了国内唯一能提供水下机器人系列化产品的生产基地；同时创建了国家机器人技术研究开发工程中心和机器人学开放实验室。如今，在我国重工业城市沈阳的南湖地区，矗起一座造型新颖的现代化建筑。它的庞大圆柱形筒壁如机器人的巨臂，左右圆窗好像两只明亮的眼睛，正面银白不锈钢板如机器人的盔甲，红、黄、蓝三色几何图案似机器人挥舞的彩带，在迎接远方到来的客人。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座科学的殿堂。这就是１９９０年通过国家验收的中国科学院沈阳机器人工程研究开发中心。它的建成凝聚着蒋新松为确定和实施我国机器人发展战略付出的心血，也为这位国家８６３计划实施以来连任四届的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他以大海般的胸怀和品格，凝聚数千名科技人员，成功地组织ＣＩＭＳ攻关 多才多艺的蒋新松喜欢交响乐，尤其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百听不厌。他喜欢乐队庞大的阵容，细密的分工。雄浑的旋律，陶冶了情操，给了他制胜的信念；高超有序的指挥给他科技攻关以启迪和借鉴。 作为８６３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除了成功地“指挥”了机器人的科技攻关之外，另一个成功作品是卓有成效地“指挥”ＣＩＭＳ攻关，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ＣＩＭＳ，即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它借助计算机网络、数据库集成各部门产生的数据，综合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系统工程技术，将企业生产全部过程中有关人、技术设备及经营管理四要素及其信息流、物流有机地集成，并实现企业整体优化的一门综合性技术，解决企业参与竞争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以实现产品的高质、低耗、上市快，从而使企业赢得竞争。 一直关心着大中型企业命运的蒋新松，力主把ＣＩＭＳ列入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１９８７年以来，ＣＩＭＳ坚持“应用导向、技术驱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结合国情、讲究实效”的发展方针，经过近２０００人组成的专业队伍的奋斗，取得很大进展。 蒋新松以指挥家的才干、以虚怀若谷的胸襟，着意建好研究和工程两个环境，纳百川，成大海。 筹建研究环境时，以蒋新松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坚持搞五湖四海：实验工程中心设在清华大学，产品设计自动化实验室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艺设计自动化实验室设在上海交通大学，柔性制造工程实验室设在北京机床研究所，质量技术实验室设在西安交通大学，网络与数据库技术设在东南大学，系统技术网点设在沈阳自动化所……而工程环境选择的应用工厂也是各地的机床厂、纺织机械厂等多家单位。 当时有人劝告：“你们千万不要陷到企业的泥坑里去，企业问题复杂，费力不讨好。”蒋新松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脑袋里要有国家，有企业，想国家大事。一个科学家要真正为国家分担忧愁，空谈理论不行。光在实验室里搞，向党和人民是交不了账的！”“我设定的目标是如何在下一世纪２０年代，使我国４０万个企业（大中型）和世界接轨，跻身于世界市场竞争的舞台。” 在ＣＩＭＳ推行过程中，针对一度出现的教学、科研单位偏重于出论文与生产应用“两张皮”的现象，１９９３年蒋新松领导的专家组又以“利益驱动、总体规划、重点突破、分布实施”为方针，将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实行部委、地方领导与８６３技术支持相结合，把“两张皮”拧成了“一股绳”，全面增强了企业竞争能力，大面积培养了地方与企业自身的技术队伍，通过国家引导促使ＣＩＭＳ产业的尽快形成。 “落后的装备只要采用先进的管理，同样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外屡见不鲜，待发展有了充足的资金，再来更新工艺装备；相反，有先进的装备而管理落后，则在竞争中必然被淘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蒋新松总结说。他领导的专家组选择三个工厂为突破口，取得明显效果和经济效益。以沈阳鼓风机厂为例，交货周期从１８个月缩短到１０—１２个月；总效益占全行业首位，１９９５年从世界排名第十四位上升到第六位。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计划的编制比手工提高４０—６０倍。１９９３年增收几千万元。目前ＣＩＭＳ在全国１０多个省市，近百家工厂推广，为搞活国有大中企业做出突出贡献。“八五”期间ＣＩＭＳ科技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而调动工厂的总投资２亿多元，科技牵引作用是可观的。 １９９４年经过美国制造工程师协会组织国际知名专家严格评审，清华大学的ＣＩＭＳ实验工程中心获其颁发的“大学领先奖”，１９９５年北京机床一厂又获“工业领先奖”。这两个制造业的最重要奖项，表明我国ＣＩＭＳ技术已名列世界前茅。美国制造工程杂志介绍中国ＣＩＭＳ的第一句话是：“从清华大学的ＣＩＭＳ中心可以看到中国作为工业强国将出现在世界舞台。” 蒋新松自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４年间担任沈阳自动化所所长，当时，社会上一度出现公司林立、科研人员自谋生路的现象。蒋新松态度鲜明地反对：“我们工程性的、应用工程性的研究所必须发扬团队精神。一个对一个，也许干不过人家，但我们打团体赛，争总分第一。你搞第二职业，所里就没有你的第一职业。” 他领导的沈阳自动化所积极创新，把“不断追求研究所存在的社会价值，快速增强经济实力”作为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从整体上改变机制，引入企业文化，率先组建市场部、质量管理部。这一系列的改革，确保全所面向市场，面向国际需求，使原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所，一跃成为今天全国自动化领域里赫赫有名、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知名度的研究所。 蒋新松知人善任，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注意培养青年人，在他主持工作时，３名副所长平均年龄４４岁；有４个研究室的副主任不到３５岁；１／３的课题组由青年人挑大梁。人们由衷地被他的人品、学识、才干折服。 ———作为学者，他不失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和痴迷，有时边想问题边干家务，灵感来了，地扫了一半又回到计算机前。他爱音乐、爱摄影、爱生活、爱家人。春节时，他用这样的献辞向辽宁省各界人士拜年：“科学事业是豪迈的事业，需要我们用毕生的精力探索、追求和攀登。科学应是我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而不应是作为一种晋升的台阶，有了伟大的目的，才能产生持久的百折不挠的毅力。” ———作为上级，他会与你平等相待，友好合作。他的老同事说：“老蒋作风民主，决不独断专行。有不同意见争论时，你甚至可以给他拍桌子，摔帽子，外人这时搞不清谁是领导；但雨过天晴，他从不记恨别人。如果你坚持你的正确意见，他反倒很欣赏你的坚强。” ———作为下级，他敢讲真话，敢做敢为。一个８６３项目要调整，但领导同志犹豫不决。蒋新松会上批评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朱主任应该负责。”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朱丽兰教授，今日谈及此事仍十分感叹：“蒋新松是科技帅才。有时我和他也争论，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人格魅力，坦诚直言。一定程度上他帮我下了决心，我非常感谢他。我觉得每次跟他相谈都很有启发，在争的过程中，就得出结论了。” 学生敬畏，同事敬佩，领导敬重，一代宗师蒋新松，以大海般的胸怀，无私无畏的风貌，坦荡率直的人格，统帅８６３一支人马，取得了赫赫战功。 他像永不疲倦的大海，为了祖国和科学，“活着干，死了算！” 蒋新松有句口头禅：“科学工作是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如果一个人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就是长寿有什么用！” １９５６年，２５岁的蒋新松满怀憧憬，大学毕业分到中科院工作。然而不到一年，一场厄运降到他的头上。当时就因他说了几句“过头话”（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果不是蒋新松的坚强执著，也许他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如果对祖国没有深深的爱，他也许不会在５０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甚至生命之舟早就不知搁浅在哪里了。 他坚持在鞍钢生产现场奋斗十几年，承担３个自动化系统的总体设计任务。这酷似冬天里的耕耘，均开花结果，３项成果１９７８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聋人音乐家的这句名言给逆境中的蒋新松以深刻启迪。 为了加倍的奉献，蒋新松用加倍的时间汲取知识。与他一同出差的同事，每天早上起来都看到上铺的蒋新松歪着脖子看书学习。同屋的８６３专家晚上１２时还看他写东西，等到凌晨４时醒来的时候，老蒋却说：“已经睡过了。”现在已是年轻的室主任的一位蒋新松的高足，今天深有感慨地说：“蒋老师求知、治学孜孜不倦，他都６０多岁的人了，比我们小伙子还努力。” １９８２年，为了观测一项国防试验，国家用１吨黄金的外汇购进一台洋设备，但真正观测时却没有沈阳自动化所研制的设备好。有谁知道，为了争这口气，刚当所长的蒋新松倾其全所仅有的５万元，购买元器件，他还亲赴山东参战，亲自操起电烙铁整天整夜地干。这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报奖时，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名中划掉；获中科院一等奖的中型水下机器人项目报奖时，他又是把自己名字划掉，该项目组的同志拿到奖金时一致认为蒋所长理应同样拿一份，他却谢绝了。 他常说：“干事业，首先要心中有祖国母亲，这样才能产生对事业的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才能战胜一切困苦。”“要活着干，死了算！” 几十年超出常人负荷的奋斗，使蒋新松在获得了辉煌事业成就的同时，也提前支付了自己的健康。 １９９４年，６３岁的蒋新松从研究所岗位退下来，糖尿病、心脏病缠身，本该颐养天年，可他比以前更忙碌，东奔西跑。仅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为省、市、中央领导及企业作高技术报告，撰写了２０多万字的论文，探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发展高技术的问题。 １９９６年，在蒋新松从事科技工作４０周年之际，他写了一篇感怀文章：《祖国和科学，我心目中的依恋和追求》，揭示了他的不竭的动力源泉是祖国和科学。他认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我们要倡导一种精神，作为自我约束的一种道德规范。“公正、献身、创新、求实、协作”十个字作为我们的道德规范。 蒋新松晚年十分关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命运，关注研究单位的发展，为帮助它们走上市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呼号。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５日，他向国家科委领导送上２０万字的研究报告，这是他一年智慧和心血的结晶，他提出了对企业进行重组，大力推广ＣＩＭＳ，搞活大中企业，发展新兴产业的建议。 忧国忧民的蒋新松院士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的生命之舟被理想的风帆推向胜利的彼岸，他没想到，这像百米冲刺一样的工作节奏，正把他的生命推向终点。 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９日清晨，又是那盏灯最先亮起。有早起工作习惯的蒋新松灯下用计算机修改关于我国制造业问题和对策的研究报告。按计划，这天利用周末蒋新松受中国工程院委托去鞍山钢铁公司帮助咨询技改工作。所办主任王刚７点钟带车来到家属楼，平时都是蒋新松准时在楼下等车，今天没见他下楼，王刚急忙上楼。只见由家人扶持正走出家门的蒋新松，满头大汗，手捂住胸口：“送我去医院。”众人扶他一步步走下几十级楼梯，躺进卧车后座，汽车向医院疾驶而去。 下午病情似乎有所缓解的老院士问医生：“我何时能出院？”他拉着沈阳自动化所王天然所长的手，想介绍自己一年多来研究大中型企业全球化敏捷生产体系的情况，被医生劝阻。是夜，他睡得尚安稳。 ３０日一早，又是黎明时分醒来，以往他都是这时开始一天的工作或学习，他与看护他的所长助理又聊起了ＣＩＭＳ，并推敲他的研究报告的题目，被劝阻后，他让王刚回所里办机票，４月初还要去浙江大学讲课。 刚刚回到自动化所的王刚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蒋先生病情恶化。”他立即赶到医院。两三个人轮流为老院士做呼吸，蒋新松神志昏迷。 在上海虹桥机场，在北京地铁站口，在从俄罗斯考察的归途，蒋新松都曾虚脱和晕倒过，那时躺一下或吃几片药，随后，他会坚强地站起来，此时看到几位医生有力地按压老院士的胸腔，人们多想老院士再一次坚强地活过来…… 但是，蒋新松的生命乐章，却在６６岁处永远画上了休止符。 “国器伟业流芳千古，院士风范后人良师。”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用这样的挽联，追悼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建立丰功伟绩又具人格魅力的蒋新松。 在通往殡仪馆的大道上，为了使过路的车辆不惊扰老院士的酣梦，沈阳市破例出动警车为老院士护灵，民政局长早早在那迎候，并亲自把蒋新松送上人生的归途…… 图片： １、蒋新松院士 （张进宗 摄） ２、蒋新松（右）与俄罗斯专家在水下机器人试验现场。（张进宗 摄）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８０４１０№Ａ〕国共产党，甚至生命之舟早就不知搁浅在哪里了。 他坚持在鞍钢生产现场奋斗十几年，承担３个自动化系统的总体设计任务。这酷似冬天里的耕耘，均开花结果，３项成果１９７８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聋人音乐家的这句名言给逆境中的蒋新松以深刻启迪。 为了加倍的奉献，蒋新松用加倍的时间汲取知识。与他一同出差的同事，每天早